褚时健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参加过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曾任盘西区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58—197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红光农场改造,后任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副场长,曼蚌糖厂、嘎洒糖厂厂长。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启了中国烟草的“红塔山”时代。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他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古稀之年入狱,75岁东山再起。2002年,保外就医后,与妻子在哀牢山承包荒山开始种橙。2012年11月,85岁的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褚橙品质优良,常被销售一空。褚时健从“烟王”变身成为“中国橙王”。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要想获得好的卷烟品质,一要有先进设备,二要有优质原料,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条,要有好的管理机制。

　　说到设备,彼时的玉溪卷烟厂,90%的机器已经运行了几十年,老旧程度不堪入目,改造起来并不容易。经过不懈的努力,褚时健获得了批准,能够去欧洲进口设备。

　　而为了引进先进设备建新厂,褚时健突破各种限制,亲自北上,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最终获得投资8亿上新厂——关索坝工程的许可。

　　他研究了“万宝路”等国际香烟品牌,发现它们与国内香烟最大的区别就是烟丝品质。褚时健明白“产品品质三分靠设备,七分靠原料”的道理。烟叶的原料品质是决定烟厂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对于有产品品质“洁癖”的褚时健来说,只有先进设备没有优质原料,仍然是一大遗憾。

　　把烟田作为“第一车间”是他的第二个对策。他在职工大会上讲,要烟厂职工将烟田视作厂里的“第一车间”。“第一车间”的大面积开拓,保证了玉溪卷烟厂90%的原料供应。

　　烟厂在玉溪地区培养了3000名烤烟技术辅导员,让辅导员们下到每户烟农的地里,手把手地辅导以贯彻执行“十条规范”。一个村子40到50户烟农,烟厂分配两三个辅导员蹲点,烟草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把握好,每一个数据都控制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的栽种过密、肥料结构单一、过早收割的问题。

　　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从烟叶基地收获的上等烟叶已经占到了全部烟叶的四成,中上等烟叶比例已经达到85%。

　　褚时健在烟草原料上的第三个创举是争取到“三合一”,这是褚时健的一个大胆想法,他是要把烟草公司和专卖合同并入烟厂体系。受到当时省委领导的支持,玉溪范围内可以推行褚时健的构想。

　　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的合并给了烟厂充分的自主权,褚时健利用烟草公司设置质检岗位的权利,设置了31个质检人员,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全面检验,规定:初检不合格的要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就要处理。

　　这三个举措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因为烟叶有一个3年的自然纯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到1987年和1988年即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税利7.63亿元,年增长率为49.7%;1988年,玉溪卷烟厂上缴税利11.9亿元;1989年更是达到20.3亿元。

　　褚时健的改革和他部署的“第一车间”以及烟草“三合一”的管理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可,到1993年,玉溪卷烟厂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当年创税利达到85亿元,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褚时健用18年的时间使玉溪卷烟厂效益不断提高,为国家累计创造税利超过千亿,培育出的红塔品牌在世界名列前茅。

　　褚时健年过半百赶上改革,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大干一场,为国企走出了条新的生路,打造了“红塔山”帝国;而在他71岁高龄,也就是最辉煌的时候,摊上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晚节不保、锒铛入狱;在出狱后又以75岁高龄进入哀牢山十几年,开发出了广受欢迎的“褚橙”。

　　2014年12月18日,褚时健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Kaiyun机械奖。获奖词:“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以75岁高龄开始了冰糖橙种植事业,褚橙开创者。

　　十年以来,他已经以个人名义为华宁县捐助总计将近一千万人民币,用于修建灌溉设施、路桥建设以及村民的住宅建设。褚时健对中华工商传统的传承和创新、对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示范,注定了他是中华工商史无法绕开的人物”。

　　本文节选自张睿莲著：《中国烟文化与烟文化产业》，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总的来讲，褚时健在管理企业有成就，但贪污是事实，要不然省高院会判他无期徒刑。

　　总的来讲，褚时健在管理企业有成就，但贪污是事实，要不然省高院会判他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