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春，南昌城里还带着一丝寒意。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窗外是刚刚栽下不久的梧桐树，屋里却常常坐满了人：有来汇报工作的，有悄声询问病情的，还有从基层单位赶来探望的干部。有人小声劝道：“邵Kaiyun省长，身体要紧，去北京看看吧？”躺在病床上的邵式平，脸色虽然憔悴，说话却依旧爽利：“我这一走，底下人会怎么想？”一句话，把屋里的人都问住了。
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红军，1949年回到江西主政，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片土地的建设之中。到了六十年代初，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重，可他心里放不下的，依然是那一座座正在成长的厂房，那一批批刚刚走进教室的青少年，还有刚刚理出头绪的全省发展布局。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只记得他在病重时“我问心有愧”的那句硬话，却不一定清楚，在这句话背后，是他十多年把自己“绑”在江西发展上的一整套思路与实践。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对江西人来说，这一天意义极大，南昌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也为这座城市打开了新的起点。不到一个月，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南下的老革命邵式平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主席。这一年，他49岁，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以为他一回来肯定先回老家看看，可他没有这样安排。对他来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昌这座省城迅速理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生活秩序。他很清楚，省会如果没有章法，江西全省就很难拧成一股劲。
刚接手时的南昌，说好听一点是“百废待兴”，直白一点，就是城小路烂、设施简陋、布局混乱。邵式平抓城市工作，下手很“快”：城市建设不能拖，省城规划不能糊。他提出，南昌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几年，要想到几十年后。
在他的主持下，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等城市主干道被提上日程。这些路，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资金、人手都拮据，但他明确表态：路要修得宽一些，标准要高一些，将来人多车多才扛得住。这种“宁肯现在吃点苦，也要为后面留空间”的想法，在当时并不普遍。
在具体审批城市建设项目时，他又显得格外“较真”。对南昌市政建设的主要工程，他坚持要亲自过目，方案不合适的，他就直接卡住。有单位擅自动工，盖了不符合规划的小楼小房，他宁愿得罪人，也要坚决叫停甚至拆除。有同事劝他：“差不多就行了吧？”他却摇头：“城市一乱，几十年都理不清。”
五十年代初，南昌铁路局在没向市里报批的情况下，在城里建了一片“鸽子笼”式平房宿舍，房间又小又密。邵式平了解情况后，当场把市长叫来，语气不严厉，却很锋利：“你做市长，眼光要放长点。铁路局搞那种‘鸽子笼’，既浪费地皮，又难看，还和城市规划对不上。要推动他们服从全局，要建就建高一些，考虑环境，别搞小家子气。”
在城建这块，他反复强调一个原则：“五十年不落后。”这话听着有些绝对，但他是认真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给南昌留一个够用、耐用的框架。
他亲自抓建在八一大道旁的江西宾馆。在当时的南昌，这是一项很有代表性的工程。以后江西省内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涉外接待，都在这里进行。可以说，这座建筑不仅是一个招待场所，也是江西对外的一张“脸面”。邵式平盯得很紧，对设计、布局、功能都反复推敲，生怕留下以后难以弥补的缺陷。
在他担任南昌城建负责人期间，城市公共交通开始展开，职工住房问题一点点缓解，下水道铺设、园林绿化等基础工作，也逐步推进起来。这些事情在当年或许不起眼，但几十年后看，正是这一阶段打下的底子，让南昌有条件往更高一步发展。
南昌建设渐渐走上正轨后，邵式平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全省布局上。江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基础，说成“几乎一张白纸”并不过分。教育情况也比较落后，尤其是高等和职业教育方面，缺口明显。
他在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又半是严肃地说：“我们这个省，工业是重点，农业是重点，文教也应该是重点嘛。”这句话里有一点无奈，也有明确的方向——不是只能顾一头，三块都得抓，只是打法要分清。
在工业上，他一面向中央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一面发动全省干部和技术人员“自己拚命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确定156项重点工程，江西拿到6项，这在当时并不算少。与此同时，全省新建、扩建地方重点项目一百六十多项，其中像江西棉纺织厂、江西造纸厂、江西拖拉机厂等二十个大中型骨干企业，都在这个时期起步或扩张。
这些厂子，有的是从废弃的旧厂房里改建出来，有的是从平地上硬生生“长出来”。条件粗糙，技术力量薄弱，干部和工人常常要在工地上一连熬好几个晚上。遇到设备不到位、材料运输不畅等问题时，抱怨在所难免，但上上下下的劲头整体还是往前拱的。邵式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他提倡“遇到坎就上”，但又不断提醒大家注意实事求是，不能光喊口号。
他在调研时，经常走进厂房一线，跟工人们聊几句：“机器声音大不大？夜班辛苦不辛苦？”这些话看似简单，但有时候就能听到一些别人传不过来的真实情况。某个车间通风不好，有工人直接告诉他夏天热得人喘不上气，他回去就督促相关部门改善条件。不得不说，在那样紧张的建设年代，他还能挤出精力关注这些细节，算是比较难得的。
在教育领域，他同样下了不少功夫。江西的教育改革，并不是一句口号拍脑袋定下来的，而是通过一个完整方案来推进。他主持制定了《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把教育的基本方针和路径讲清楚，再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比较有特点的一点，是他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思路。一边大力创办普通高校，比如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等，补上高等教育的缺口；另一边则发展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业劳动大学等。这类学校既让青年在生产实践中受锻炼，又能接受系统的理论教育，既培养技能，又培养观念。
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打算。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江西来说，单靠全日制学校，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足够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半工半读，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生产现场建起一间“移动的课堂”。
在教育工作上，邵式平并不满足于听“汇报稿”。他喜欢与教师聊天，也愿意坐在一群年轻学生中间听听他们的看法。有老师私下感叹：“一个省长，愿意跟我们谈具体教学问题，这种事情以前想都不敢想。”他也不太在意形式，经常悄悄了解政策落实得好不好，有没有走样，再根据真实情况对一些措施做调整。
随着时间推移，江西教育面貌确实慢慢变了样，高等、中等、职业教育的布局开始成型，为后来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从结果看，他当年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思路，算是踩在了点子上。
在不少老干部的回忆里，邵式平给人的印象，有两个词出现得很频繁：豁达、清廉。他在江西主政多年，既要处理复杂的全省工作，又要面对各种人情关系，难免会遇到“夹生饭”。有些事情，光靠性子硬，不一定能处理好，要有分寸。但在大是大非和群众利益问题上，他又表现得非常“较真”。
赣南的那次考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那时候，第一、第二糖厂门外经常挤满送甘蔗的群众，有的是车拉、有的是肩挑，有的等了好几天，队伍动得很慢，怨言自然不少。邵式平到现场一看，心里就不舒服了。
他没有立刻发火，而是先问具体情况，搞清楚收购、运输、仓储环节都卡在了哪里。听完汇报，他才把相关商业部门负责人叫到一起，话说得很直：“过去那些旧商人，为了挣你的钱，态度多客气。现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服务态度理应更好，怎么能让老百姓在厂门口干等几天？”这一番批评，让在场的人脸上都有些挂不住，却也很难反驳。
有意思的是，他批评人时，声音并不高，也不爱抡桌子拍板，但只要他提到“老百姓”三个字，语气就明显一紧。很多干部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他格外信服。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位省长有自己的脾气，但出发点始终是群众利益和全局考虑。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里，他也不摆架子。下基层时常常和普通干部同吃同住，碰到年轻人，就愿意多聊几句，问问家里情况、工作感受。有人说他喜欢“交朋友”，这种说法未必够严谨，却也说明他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在省里，干部之间对他多有信任。遇到难题，很多人愿意向他汇报，因为知道他不会轻易乱发火，而是会从大局出发给一个比较合适的处理思路。对那些受了委屈的干部，他也会安慰一句：“别急，有些事情，时间长了就看清楚了。”这种态度，在干部队伍里起了不小的稳定作用。
这一切，构成了他在江西多年工作的一个背景：一个既讲原则又讲人情，但在关键问题上说话有分量、办事能负责的省长。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病重住院时，不少人是真心替他着急，不只是为了一个岗位上的空缺，更是担心失去一个“主心骨”。
1962年以后，江西各方面工作逐步理顺，工业项目进展、教育布局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完善，都有了实打实的成效。对邵式平来说，这本该是进一步展开规划、加快推进的时候，他也确实有这样的打算。
遗憾的是，长期高负荷工作，加上早年在战场和艰苦环境中落下的病根，这个时候一并找上门来。他被迫住院治疗，起初他自己也没有当回事，还以为静养一段时间就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然而病情发展远比预料中要重，很快就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
省委的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北京、上海的医疗条件无疑更好，专家更多，设备更先进。很多人都觉得，作为一省之长，出省去大医院治疗，这既合情也合理。大家轮番劝说，希望他答Kaiyun应出省，一些熟悉的老同志更是不断“软硬兼施”。
他的老战友方志纯，有一次专门赶到医院探望他。两人一见面，先是聊起江西的事，又说到身体。方志纯劝他：“去北京或者上海看一看吧，那里条件好，对你病情有好处。”邵式平静静听完，缓缓说出自己的看法：“我是省长，省长生病可以去北京、上海，那别的干部呢？普通老百姓呢？他们有条件去吗？如果我去，心里就不踏实。”
这番话，并不是什么“表态稿”，而是他真实的顾虑。在他看来，省里的领导干部如果带头往外跑看病，对广大群众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让人觉得，条件好的永远是上面的人，底下只能认命？这种反差，是他不愿看到的。
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有些“过于较真”，但对于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干部来说，“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观念已深入骨髓。他并不是否认到外地治疗的好处，而是觉得，如果江西自己的医疗条件永远得不到锻炼和提升，那将来老百姓还要怎么办？
因此，他提出一个思路：尽量在江西治疗，同时请外地的专家来会诊，借这个机会提升本地医务人员的水平。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尽力治疗自己的病，另一方面，也能为江西医疗队伍的提高创造条件。不得不说，这个想法在当时颇有点“拧劲”，但逻辑也并不难理解。
随着他的病情加重，身边人劝他出省的声音反而更多了。省委的一些领导、亲友轮流来了又去，都希望他能换个环境，抓住更大的治疗机会。劝不动后，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他妻子身上，让她从家庭角度多做做思想工作。
妻子走到病床前，小声对他说：“听听大家的意见，出去治一治病，总是好事。”邵式平看着她，缓缓说道：“你是老共产党员了，人家劝，你怎么也来劝我？我去外面治病可以，那一般干部能不能去？几千万江西人民能不能去？想一想，就觉得对不起他们。我问心有愧呀。”
“问心有愧”四个字，并不是什么空洞的情绪表达，而是他在衡量“个人病情”与“公职身份”之间的取舍时，给出的答案。他深知，自己作为省长的一举一动，会在干部和群众的眼里放大。个人享受了超出常人的待遇，这种心理负担，他实在难以接受。
为了不给组织增加更多压力，也为了坚持自己心里的那杆秤，他最终选择留在江西治疗。北京、上海的专家确实多次来南昌会诊，中央领导人对他的病情也很关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得知情况后，都希望他能出省接受更系统的治疗。但他依旧婉拒，坚持不去。
站在现实角度看，这种坚持无疑增加了治疗难度，甚至缩短了他的生命，这一点不难判断。不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他的思想出发，这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链条：省长与普通干部、广大群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太大的差别？在公共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领导干部个人治疗规格，要不要划一条线？在这些问题上，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1965年3月24日，他在南昌病逝，终年65岁。地点仍然是在江西，没有离开这片奋斗了多年的土地。这种“始终不离开”的选择，与他当年的那句“江西能解决，就在江西解决”的态度，是连在一起的。
许多年来，人们提起邵式平，往往会想到几个画面：修路建馆时的果决，抓工业教育时的清晰布局，批评糖厂服务态度时的那股认真劲，还有病床上那一句“我问心有愧呀”。这些片段拼在一起，大致勾勒出一个老革命干部的轮廓：有脾气，有主见，讲原则，也讲担当。
从1949年南昌解放，到1965年他病逝，短短十六年间，江西从战后破碎的局面，一步步走向有序建设的状态。他作为主要领导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并不难理解。他做事情经常“往前多看几年”，也常常把“老百姓怎么想”挂在嘴边。这些习惯，正是那个年代许多老一代干部共同的特点。
邵式平生前，没有留下太多华丽的言辞，却留下了一条条道路、一座座厂房、一所所学校，以及一段在病重时仍不愿离开江西的坚持。这些具体的事，比任何空洞的赞美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