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简单举例，人口从1851年不到1700万快速增长至1901年的3250万，增加了近一倍。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了摆脱贫穷、疾病和绝望，人们搬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如果说城市生活过于拥挤，那还是一种比较轻描淡写的说法。住房扩建难以满足人口激增带来的迫切居住要求。工厂主可能会给工人们建造住所，但仍会有多个家庭同住一个屋檐下。随着铁路的开通和富人区的迁移，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贫穷阶层被迫挤到越来越小的区域当中。一排排的廉租公寓拔地而起，这些房屋只有正面的窗户，暖气和自来水这样的奢侈品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只有特权阶层才会拥有。

　　在英国城市比较贫困的居民区中，居民的生活空间不仅狭小逼仄、极不舒适，还是滋生疾病的温床。共用的饮水设施是一根竖直水管，为几百人提供用水。水源通常是附近的河流，但这些河里很可能隐藏了很多的垃圾。

　　19世纪上半叶，关于污染最流行的理论就是瘴气传染理论。医生认为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应对瘴气需要家庭采取措施，例如一直要开窗保证经常通风，放置一盆水吸收空气中滋生的细菌和杂质。

　　但是，开窗通风并不能解决不可避免的污水和垃圾处理问题。富裕的家庭会有一个卫生条件很好的户外厕所，通常都是很干净的，可以雇清洁工人把粪便拉走。但是，许多人雇不起清理厕所的清洁工，粗心的房东们也不收拾。许多人共用一两个厕所，下水道的粪便会淌到大街上，构造拙劣的蓄粪池和质量低劣的砖墙让粪便很容易渗出，地下室就变成了大粪池。这些脏污不仅会渗透到地下室，还会渗透到供水系统中。

　　在贫民窟，疾病是一个持续而紧迫的问题，但是直到19世纪初，全英第一次暴发霍乱，才让人们真正展开了调查。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为改善英国城市卫生状况四处奔走，他委派一些医生调查城市卫生状况，并根据他们的结果，于1842年出版了全国性的研究报告，但是没有人重视他的成果。在1844年调查的50个城镇当中，有31个城镇饮用水供应不卫生，或者是不如人意。1849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抽取的伦敦市中心15000所房屋样Kaiyun官方登录入口本中，有5000多个不适合居住，卫生条件不健康。而且，直到1848年霍乱再次大暴发，《公共卫生法案》才获通过，卫生委员会方告成立，查德威克当选为委员。

　　但是，情况并不如人意，建立地方性委员会意味着中央对其很少会实施管控。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查德威克和他的委员会并不受欢迎，其权力被逐渐剥夺，直到1865年再次暴发霍乱，情况才有所改善。1866年《卫生法》(the Sanitary Act)确保污水处理、街道清洁及供水都由地方当局负责。1868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成立并正式实施了改造居民卫生条件的系列举措，包括住房问题和污染问题。与此同时，1875年《公共卫生法案》得到进一步推进，城市出现真正的变化。

　　在研究瘴气致病理论的同时，伦敦耗费巨大精力处理家庭内部和地下的污水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考虑污水的最终去向问题。1858年，出现了传说中的“伦敦大恶臭”(Great Stink of London)事件，泰晤士河积满了人们的粪便垃圾。恶臭气味困扰了议会大厦，直到此时政府才果断采取行动，修建了伦敦下水道系统。工程设计者为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下水道系统在应对当时各种流行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空气”媒介传染霍乱的观点也受到挑战。先驱者约翰·斯诺医生(Dr John Snow)对霍乱在贫民窟肆意蔓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他明确指出，被污染的水才是导致霍乱流行的罪魁祸首。斯诺博士对圣安妮教区(St Annes Parish)的开创性研究表明，霍乱暴发的源头是污水渗入了井水中，还有死于霍乱腹泻的婴儿的排泄物稀释后渗入。最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也发生了变化。第二年，斯诺说服苏活区的监管委员会拆掉宽街上水泵的把手，霍乱病例数量随之迅速减少。不过，仍有人拒绝科学，固守可笑的家庭疗法。

　　社会底层人群不仅要担心水源问题，还要担心食品掺假、腐坏或者不安全的风险。面包通常会使用白垩或者明矾（磷酸铝钾）作漂白剂，这样做出来的面包会更好看，斯诺认为这是婴儿佝偻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与此同时，国家没有相应的法规，以确保售卖的肉类无污染、水果不腐烂。为了让所售产品看起来更有卖点，商贩们会随意添加各种化学添加剂，例如格罗斯特硬干酪(Gloucester cheese)中的铅丹或者啤酒中的铁硫酸盐（能够在表面产生泡沫效果）。1863年的一份研究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肉店抽检的肉类五分之一不合格。1860年政府首次出台《食物卫生法》(Pure Food Act)，不过直到1872年第二部法案推出，它们才开始产生效力。

　　禁酒运动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就开始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戒酒运动获得了更多的动力和支持。从关心工人表现的工厂主，到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地方团体，再到关心公众酗酒问题的富有慈善家，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几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禁酒团体。

　　第一次全面禁酒运动于1832年在普莱斯顿(Preston)开始，此前两年曾出台《啤酒法案》（the Beer Act，根据法案，办理售卖啤酒的执照只需花费两几尼，即42先令）。约瑟夫·利夫西(Joseph Livesey)领导的团体签署了禁酒承诺。他的一个同行发明了一个词语“绝对禁酒”(teetotalism)。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关于禁酒的各种宣传材料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例如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创作的阐述酒精危害的著名作品《酒鬼圣经》(The Drunkards Bible)就流传甚广。

　　宗旨是什么？喝一口酒，就会让家里的好男人失去人性，人生就会走向滑坡，而清醒才是通向虔诚和有益的道路。禁酒社团成员自己以弱示人，直面大企业和公众的嘲笑。

　　禁酒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得益于社会上层的支持，他们关心犯罪等问题。这些慈善家认识到城市贫民窟糟糕的境遇，他们希望寻找解释，为什么这些人的生活如此悲惨，他们找到的一个答案就是酗酒。

　　到19世纪上半叶末期，禁酒运动失去了一些人的支持，因为大家越来越清楚造成贫民窟恶劣生活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过禁酒运动又延续了数十年。

　　设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不要让他们被送进济贫院，这些都需要人生智慧和强健体魄。大街上的小商贩（卖小商品谋生的男女们）相对幸运。扫路工们依靠为上流社会清扫道路谋生，其中有些人会翻看路边垃圾寻找能卖的东西补贴家用，还有些人在泰晤士河岸到处翻捡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人主要是儿童和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被称为拾荒者，也从人的粪便及污泥中寻找值钱的东西。她们跟那些专门寻找狗粪卖给制革厂的搜粪者差不多，当时鞣制皮革需要使用野狗粪制作鞣剂。在矿井或者工厂工作的人们，则要面临哮喘、黑肺病、贫血和一系列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更不用说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导致的脊椎和循环系统疾病了。

　　19世纪末期，英国贫民窟的影像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文化当中，艺术家通过创作展现了这里的悲惨生活

　　1848年，一周内死亡近2000人。最后一次暴发时间在1866年，源于伦敦下水排污系统工程缓慢。

　　斑疹伤寒发现于19世纪30年代， 1837—1841年，每年新发病约16000例。

　　伦敦贫民窟的恶劣生活条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19世纪初，一些作家满怀同情地对那些生活环境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为恶劣的人的困苦生活进行了描摹。直到19世纪50年代，贫民窟的这些状况才广为人知。众所周知，查尔斯·狄更斯游历了伦敦贫民窟，将他的经历写入了小说《雾都孤儿》和《小杜丽》(Little Dorrit)当中。狄更斯对这些“堕落女性”的塑造，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原型之一，即可怜的少女因为身处恶劣环境，百般挣扎仍无出路，只能走上卖淫的无奈之路。

　　在19世纪中期，最常见的医疗方法之一是“换气”，比如到海滨呼吸海风换气。

　　记者们把这样的故事从穷街陋巷传播到上流社会的沙龙客厅当中。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创作了系列文章，收入《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之中，文章采访了在城市街道工作的男性、女性和儿童。他的作品和狄更斯的作品一样具有影响力，改变了上流社会对贫民窟居民的观念。被迫住进贫民窟的人，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而非道德上的越轨或者瑕疵。社会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归类或者不屑一顾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针对伦敦最糟糕地区的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狄更斯建立了乌拉尼亚小屋(Urania Cottage)，以帮助那些从事卖淫的女性。1860年，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仁慈修女会(Sisters of Mercy)的帮助下，在斯皮塔福德创立了普罗维登斯之路(Providence Row in Spitalfields)，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在商业街建立了基金会。这些个人的努力当然帮助了那些有机会可以利用它们的人，但是提高人们对贫民窟状况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白教堂区、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斯皮塔福德和老尼克尔区(The Old Nichol)都曾经是臭名远扬的地方，人们的态度在发生变化。贫民窟现象，让富人们见到了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让他们目睹了什么是赤贫。一年又一年，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认识到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堕落女性”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主题，也是当时接受慈善事业资助最主要的对象。查尔斯·狄更斯和首相威廉·格莱斯通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宣传这些女性的艰难处境，她们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在街道从事这样的营生，他们希望通过宣传提高民众这方面的认知。

　　当时在社会上层中有一种认知，认为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和工作的人道德水准低下，奉行享乐主义。同样，很多人都认为一个女人一旦堕落，就不可能救赎了。一些帮助这些女性的人，例如创建乌拉尼亚小屋的狄更斯，曾竭力说服那些可能伸出援助之手的捐助者，告诉他们这些女性并非无可救药，只要获得适当的救助，她们就可以重新回归道德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这种救助通常要有严格的指导，狄更斯与乌拉尼亚小屋的共同创立者安吉拉·伯德特-库茨(Angela Burdett-Coutts)会认真地采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与她们深入地交谈。

　　对堕落女性的生活方式进行纠正和救助，做得最糟糕、最骇人的就是妓女收容所(Magdalene Asylum)这样的机构，有几家收容所虐待这些妇女，用粗暴手段纠正她们“离经叛道”的行为。基于憎恶和恐惧的心理，人们对这种事件表现出了极度的麻木和厌恶。

　　1851年理查德·雷德格雷夫(Richard Redgrave)的《无家可归者》(The Outcast)，描绘了一个男人将自己女儿及其私生子赶出家门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