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居住的上海，在黄金地段“上只角”的徐汇区前法租界核心区域，遍布很多国民党要员的故居洋房。如武康路短短一段就有郑洞国，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等人故居；旁边的湖南路有杜聿明，薛岳故居；复兴西路上的胡宗南故居；不远处汾阳路上的白崇禧和太原路汤恩伯故居，淮海路上的何应钦，陈诚故居等，其他地段的名气稍小的国军将领的故居也都星罗棋布。之前路过时琢磨，这其中除白崇禧何应钦在北伐时期就位高权重外，很多将领在抗战之前都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黄埔军官，何以抗战八年就有实力在上海如此黄金地段购置豪华物业？仔细思忖恍然明白这都是拜抗战胜利后接收日占区资产所赐。以前的屋主估计随着抗战接受都要不逃遁，要不资产没收充公。中央地方，各个部门，派系在抗战都争相接收各类资产。当然上述要员的私宅很可能是当时国府统一分派，但整个上海和中国，这样在抗战后以各种名义被接收的私产估计都是数不胜数。
这些马路现在都是city walk的网红街道，每次有朋友来沪笔者陪同来此闲逛时，都会打趣道：“如果是另外一方先接收上海，或者上海被列为国际共管无法接收，那后开估计还不知谁胜谁负呢”。读过小说“陆犯焉识”或看过热播剧“潜伏”的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后国府接收日占资产或“汉奸的资产有多疯狂和荒诞，在某种程度上，国民政府在战后的迅速腐败，丧失民心，失去美援以至内战失利，都和抗战后的日占区接收产生的巨大问题息息相关。国民政府艰苦卓绝地抗战八年，但抗战在在美国原子弹和苏联迅速出兵东北后突然急速结束，国民政府可以说完全没有准备好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接收官员从贫困艰苦的西南后方突然到纸醉金迷的富裕的日占区，以“接收”之名索取“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形成当时盛行的“五子登科”现象。国民政府的腐败问题早在抗战前就已存在，抗战期间也因战时体制和资源匮乏进一步加剧。而突然来临的幸福的烦恼 - 日占区接收工作因涉及巨额资产、权力集中且监管缺失，成为腐败集中爆发的契机。
接收乱象严重损害国民政府公信力，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如上海、南京），削弱了经济基础、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国民政府合法性。接收中的腐败现象被广泛报道并被各方政治对手用于宣传，成功塑造国民党“腐朽无能”的形象，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称接收为“劫收”；其更使国民政府失去了大量中间派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成为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催化剂。历史结果也说明历十一年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没有接住这比预期来得更为突然的泼天富贵。
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资产并非没有准备，虽然事起仓但也有规划并有多部门协同。使用AI工具查阅史料，主要负责部门和负责人如下：行政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负责统筹接收工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1945年接收初期扮演重要角色。接收委员会：各地设立接收委员会，负责具体执行。例如，上海特别市接收委员会由市长钱大钧领导。经济部（前资源委员会）：负责接收工业资产和企业，如接收日本在华工厂、矿山等。经济部长翁文灏负责相关政策制定。财政部：负责接收金融资产，如银行、货币等。财政部长俞鸿钧在接收中负责协调。军政部：接收军事物资和设施，部长陈诚负责部分军需物资分配。地方党政机构：如国民党地方党部和省市行政机关，在接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因权力分散，常出现各自为政。
国民政府接收的资产主要包括日伪政权留下的工厂、银行、房产、物资等。理论上的接收分派规则如下：日本在华工厂、矿山等由经济部接收，优先转为国有企业或分配给政府指定机构；日伪银行、货币等由财政部接管，部分用于稳定战后金融秩序；日伪房产、土地等由地方政府接收，部分分配给军政机关或官员，部分用于安置难民；武器、弹药等由军政部接收，用于内战或军队整编。
其实当时还有一部分最应该接收，却被完全忽略了的重要资产，那是在东北五十多万伪满军队以及全国尤其是华北的几十万汪伪军共一百多万军队。国防部长白崇禧强烈主张收编这一部分部队以免为对手所用，但因为战后窘迫的财政预算和马歇尔调停带来的对战后和平的不现实期望，这部分部队却在当时大部分被国民政府遣散。但需要饭碗的这些部队果不其然都在不久之后大部分被对手收编， 尤其伪满几十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都成为国府军队的对手，双方实力也因此发生质变。白崇禧在回忆录里对此捶胸顿足，此为后话。
在国民政府仓促制定的接收规则上，资产应优先用于国家重建、民生恢复和军队整编；接收的资产需登记造册，报行政院审核；但实际上，这些规则形同虚设。接收过程中缺乏统一标准，接收政策模糊，缺乏透明的资产登记和分配机制。执行中普遍存在瞒报、虚报；官员以权谋私成为常态，地方官员和接收人员随意处置资产，导致大量资产被私吞或贱卖，这其中尤其以最为富裕的上海为甚。
上海作为日伪资产集中的经济中心，接收规模庞大，涉及大量工厂、银行和房产。市长钱大钧及国民党CC系掌控接收工作。日伪在上海留下了大量优质房产（如外滩、南京路的商业楼宇和住宅）。接收过程中，这些房产被以极低价格转卖给国民党高官、亲属或关联商人，部分房产被直接分配给接收官员作为“办公用房”或“宿舍”，实则被私占，未按中央要求上交。日本在上海的工厂（如纺织厂、化工厂）被接收后，优先分配给国民党控制的企业。部分工厂被拆分出售，设备被贱卖给投机商人。例如，上海的一家日本机械厂被以“废铁价”卖给杜月笙的关联企业。接收的日伪物资（如粮食、布匹、药品）被私自倒卖至黑市。上海接收委员会的官员与投机商人勾结，将物资高价出售，牟取暴利。1946年上海市场物资短缺，市民排队抢购粮食，而接收的日伪粮食却流入黑市，推高物价。上海市民对接收腐败怨声载道，“大公报”和“申报”等媒体舆论批评“接收”变“劫收”。《观察》杂志中撰文，称上海接收是“国民党腐败的缩影”。
其他地方也不遑多让。在台湾，接收由时任台湾省主席陈仪主导，接收包括糖厂、铁路、港口等日本资产。陈仪及其亲信将接收的日本企业低价转卖给大陆官僚或国民党关联企业。接收的日本物资被挪用，部分流入黑市。接收腐败引发台湾民众不满，间接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被撤职。华北地区接收由军调部和地方政府协调，涉及大量日本军火、物资和工厂。但天津接收中，部分国民党军官将日本武器倒卖给东北军阀，牟取暴利。北平的日本机械厂被以不到市场价10%的价格转给国民党官僚控制的企业。
究其众多原因，权力集中缺乏监督造成接收人员掌握巨大资源分配权，诱惑巨大；或地方割据，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不足，地方党政军各自为政，资产分配成为“分赃”机会；或大战之后社会秩序尚未恢复，立法没缺陷造成体制性弊端被利用，使投机分子与官员勾结。但笔者倾向一个简单的答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八年艰苦抗战，战时和战后都经历战乱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绝大部分官员薪资不足以维持生计，物价飞涨让贪腐成为“补偿”手段。而国民政府此时从上到下享受胜利的喜悦，没有预见性地立法以禁止政商不分，大多数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的平衡策略让派系相互制衡，各派系为扩大影响力，竞相抢夺资产。整个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此刻都像打了鸡血，丝毫不管吃相在疯狂捞取资产；在此情况下还有多少人在认真地做战后重建和安抚日占区民心？就像电影《huozhe》里的那个牛棚里被临时放出来区做手术的医生，饿极了之后一口气吃了十八个馒头，撑的根本无法动弹，哪里还能做什么手术。
接收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在接收日伪资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中央多个部门和派系因利益争夺而发生激烈争斗。这些争斗不仅加剧了接收工作的混乱，还为腐败提供了温床。查阅史料，此类内争不胜枚举。
中央政府（行政院、财政部、经济部）要求接收的日伪资产登记造册并上交国库，但地方政府（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往往瞒报或私自处置资产。上海市长钱大钧领导的接收委员会与中央财政部发生冲突，财政部要求上海的日伪金条全数上交，但上海地方仅上交部分，余下被指挪用。时任台湾主席陈仪接收的日本企业（如台湾糖业公司）多被地方控制，中央难以插手。在北平，军调部（中央派）与地方国民党党部争夺日伪物资分配权，双方互不让步，导致接收工作停滞。地方军政机构（如华北的傅作义部队、华南的余汉谋部队）擅自接收日伪军事物资，拒绝移交军政部，中央指令难以贯彻。
在党政军各部门间的资源争夺中，在上海，CC系（陈果夫、陈立夫）与宋子文的政经系争夺日伪工厂控制权，CC系通过地方党部插手接收，宋子文则利用行政院权力优先分配给扬子江公司。国民党内部的党（中央党部、CC系）、政（行政院、财政部）、军（军政部、地方军队）各部门为争夺优质资产（如工厂、房产、军需物资）展开激烈竞争。军政部优先接收军事物资（如日伪武器、弹药），但地方军队和党部常插手分羹，导致物资分配混乱。行政院与财政部在金融资产分配上冲突频发，行政院要求统筹接收，财政部则主张独掌银行和金条。
接收官员的个人因为私利也争斗不止。接收官员利用职权，争夺资产分配的“油水”，甚至以“接收”之名索取贿赂或私吞物资。接收委员会内部常因分赃不均而内讧。例如，上海接收委员会的低级官员举报上级私吞资产；某接收小组负责人被曝因分赃不均，与同事发生冲突，引发地方媒体报道。在广州，接收官员为争夺日伪仓库的布匹和粮食，相互告密，导致接收工作一度瘫痪。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替军统站长接收天津汉奸资产并和当地驻军高官为争夺此资产斗智斗勇的场景，都或多或少反应了当时的情形。
接收中的腐败，也让民众和各种反蒋势力将炮火对准四大家族的核心孔宋两家。上篇日记有关于四大家族尤其是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否参与美国军援贪污的讨论，很多评论提及军援只是小部分，因此本文也将孔宋两家是否参与接收中的腐败问题作一补充。
孔祥熙和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高官，分别掌控财政部和行政院等关键部门，毫无例外地在接收日伪资产中被指控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主要指控包括：通过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将接收的日伪金融资产（如金条、货币）转移至私人账户；以低价将接收的工业（工厂，矿山等）资产和房产分配给家族控制的企业；挪用接收资金用于私人投资或海外账户。这些指控在1940年代的舆论中广泛流传，尤其在1945-1948年间，成为社会和中美媒体批评国民党“四大豪门”腐败的焦点。
上海《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等报刊多次报道接收中的腐败现象，点名批评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家族企业。例如，1946年《大公报》刊文揭露上海接收中“豪门低价掠夺房产”，暗指孔宋家族。这些报Kaiyun机械道多基于二手信息或社会传闻，缺乏具体账目或文件支持，独立知识分子公开批评国民党“四大豪门”在接收中的贪腐行为，指控孔祥熙和宋子文利用权力为家族谋利。这些文章虽有影响力，但多为评论性质，证据多为间接推测，但反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孔祥熙家族在美国购置大量房产、宋子文家族在海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接收期间的资产流向存在可疑关联。上海、南京等地接收中的房产和企业贱卖案例，与孔宋家族企业的扩张时间和规模看似吻合。例如，孔祥熙的祥记公司在1946-1947年迅速扩大，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美国国务院和驻华使馆的报告（如1946-1948年的外交电文）提到国民党高官在接收中的腐败问题，孔祥熙和宋子文被多次点名。例如，1947年美国驻上海领事报告称，孔祥熙家族在美国购置房产的资金来源可疑，可能与接收资产有关。但这些报告多基于情报分析，缺乏具体账目或合同等硬证据。上篇笔记已经提及最后FBI的调查。
国民党官员的回忆录（如翁文灏、吴国桢）间接提到孔宋家族在接收中的特权行为，但多为暗示，未提供具体证据。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和宋子文的家人（如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否认腐败指控，称家族财富来自合法投资，但未公开财务记录。
国民政府内部的审计报告和调查文件（如财政部、行政院的资产登记表）显示，接收过程中存在大量资产流失和账目不清。例如，上海接收的日伪金条和外汇储备在财政部管理下出现“账面缺失”，部分被怀疑流入孔祥熙家族控制的银行账户。1947年，国民政府监察院曾调查孔祥熙在接收中的行为，发现其家族企业（如祥记公司）以异常低价获得上海和南京的日伪房产。但调查未深入，未能形成定罪证据。扬子江公司确实接收了大量日伪工业资产（如上海的日本化工厂），且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但这些交易多以“国家重建需要”为名，名目合法，难以直接证明为腐败。国民政府档案在接收过程中的记录不完整，许多资产登记造册存在虚报、瞒报，难以追踪具体流向，缺乏直接的账目、合同等硬证据来证明此类指控。
综合分析，战后经济混乱、通货膨胀严重，资产评估和交易本身存在混乱，部分“腐败”可能是管理失误或者制度性缺陷而非故意贪腐。笔者更倾向孔宋在接收时身居要位，获得信息渠道更多，了解当时的法律规定也更清楚，可以合法手段通过家族关联企业获得财富。不仅是他们，大部分的国民政府官吏都以此发财。只不过孔宋因为身属“四大家族”更容易成为靶子。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照样遵循战时体制以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为主，与此同时却没有立法限制官商一体，从而造成官商不分；体制性的弊病给身居要位的官吏迅速致富提供了合法渠道。指控孔宋贪污且涉及的规模和细节被政治宣传和战后舆论放大。腐败指控的广泛流传，既反映了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乱象，也受到政治斗争和社会不满的推动。
笔者以前看电视剧“康熙大帝”，有个场景至今难忘。准格尔大汗葛尔丹早有心入侵中原，带着一帮亲兵微服进入繁华的京城探访。离开京城返回大漠前命令所有人把在京城购买的金银细软全部烧掉；并大声呵斥亲兵，如果有意雄霸中原，必须戒掉在这里享受的繁华富贵。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要员，却在早于预期的抗战结束后毫无计划地掉进了这一片纸醉金迷，丧失抗战时的斗志和北伐时的国民革命精神，最终也没有接住这早来的富贵。
虹口区四川北路，溧阳路一带的日本侨民，在抗战胜利后都撤回日本，留下不少石库门住宅，我祖上那时用大黄鱼顶下房子。
最搞笑的是桂系李本一，乘蒋介石的接收大员还没到南京，带着部下大揺大摆进了南京城，冒充接收大员，安抚汪伪高官，笑纳了众多财物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