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二月，北京二七厂的六名同志——陈兹、谷寿德、杨芳珍、刘荣汉、张树林Kaiyun和我，一行赴二机部分配工作。部里一位姓林的同志接待了我们这几名青年工人。林同主说：你们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原子能工业的工人，你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极为光荣的事业，我们国家将通过你们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你们会在要去的地方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生活方面较之北京会差很多。你们就要远离家乡，远离亲属到祖国的边疆去工作了，家中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着解决吗？

　　老实说，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当对听到林同志的动员，意识到从此就要离开首都北京到边远的地方去工作了；从此就要离开熟悉的领导、朋友伙伴、离开父母妻子。确实有些留恋。但是光荣的事业激励着我们，召唤着我们，我们纷纷向林同志表示没有任何困难，再远的地方再苦的地方也要去。

　　二月二十二日我们一行六人到包头二 O 二厂报到。这是新的地方，新的岗位，新的事业，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上又将增添新的一页。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 O 二厂破土动工。当我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来二 O 二厂报到时，正是建厂初期。厂区只有机修车间﹣座建筑物，福利区只有几栋单身宿舍，一个食堂和一些未交工的平房宿舍。放眼望，到处是荒漠，没有花草树木。由于房少，每间仅能居住四人的单身宿舍都要安装上下请住上八个人。各单位办公室和厂医院、商店等生活福利部门都设在平房内。由于调来的职工急速增加，生活用水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凭票供应。打开水要排很长的队，洗漱水每人每天一盆。实行了限量供给制。伙食水平更糟，主食以小米、玉米面为主，副食则以包头盛产的土豆、元白菜多，又因炊事人员技术水平不佳，小米饭里夹沙子，大烩菜里带泥土、虫子是常有的事。

　　吃住是人生活的基本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如此之差，尤其是不久又适逢国家经济困难，缺粮、少菜、没油。这对许多从内地特别是从大城市调来的职工在生活上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有些职工动摇了逃跑了，有人借景生情，书写打油诗一首：春暖Kaiyun花不开，柳绿燕不来，风沙满天钻，一天四季在。

　　严酷的现实影响冲击着工厂的各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快工厂的建设过程，一方面职工队伍又军心不稳，这是摆在党政领导面前诸多问题中必须采取措施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时有三项措施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致后来很久仍被人们作为建厂初期生动的一页传颂着。即：(1)将工厂职工（不分干部与工人）除生产准备人员和生活福利人员之外，组建四个跃进队，主要从事挖掘土方工程工作；(2）厂领导到职工食堂与工人一同就餐，尽可能地改善伙食；(3)，成立工厂业余文工团，举办周末午会，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跃进大队办公室主任是牛树棠，我是这个办公室唯一的办事人员。建设中的土方工程是很大的，又没有机械化施工设备，全凭手挖肩挑，加上队员都是从工厂和机关调来的，从未干过这样的活，所以这挖土方的活对人们来说确是个很苦的差事。他们不仅白天干而且还得挑灯夜战，并且还吃下饱肚子。什么加班费加点费、奖金补贴、换休调休，从没人提起过。老工人权宪进领导的第四队日以继夜地劳动，成绩最为突出。

　　每到就餐时，职工食堂里别有一番情趣，厂领导拿着饭盒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厂领导为了尽可能让职工吃饱肚子，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诸如 从 包头糖厂买甜菜渣，组织职工外出去打猎等，尤其是组织职工开荒种地，大搞农业生产的事，至今还令人回味。搞农业也需要知识，象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工人对务农可以说一窍不通。但我们如同搞一项事业一样边学边干，选种下种施肥，中间锄地保墒，秋天收获，真也苦在苦中乐在其中。

　　为了庆祝土豆大丰收，厂里特地为职工举办了一次土豆大会餐——主食都用土豆做成，人们品尝着摆满餐桌的土豆佳鳍，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记得张爱萍将军来厂视察时大大地赞扬了我们这种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精神，并要求全厂职工要奋发图强，争取尽快地生产出大土豆来（指原子弹）。将军的话是鼓舞、是激励、是希望。

　　组建业余文工团绝非易事，总得有点吹拉弹唱的基本功。在厂团委书记刘和玉组织下，我被赶鸭子上架，当了这个业余文工团的团长。冯敏、郑金风是副团长。陈国弼、贾延增、张久卿、丁光尧，韩丽梅、陈文丽、吴素琴等都是团里的活跃分子。我们曾演出过二七风暴八一风暴生活赞歌，还自编自演了向秀丽前辈。不仅为木厂职工演出，还赴六一七厂慰问演出。后来又增加了评剧队、曲艺队、以及每周末的交谊舞会。虽说水平低，场所简陋，但可谓群众自我欣赏自我娛乐了。

　　艰苦的岁月是指生活本身的艰难，创业艰辛。艰苦可以使人退缩，也可使人奋进。我怀念在艰苦岁月里一同生活战斗的老领导、同志们、朋友们。